人工智能发展的潜藏挑战并不是当前才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包括霍金、马斯克在内的诸多知名人士都曾提出过警示性论点，不过其往往体现为对于强人工智能的想象，因而显得相对遥远与陌生。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的上述评论可被视为与当前现实联系得更为紧密。但短短的一篇评论并不能解释人工智能究竟具体将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而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世界经济教授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则在其新书《全球化机器人转型：全球化、机器人与工作的未来》（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中对此做了详尽而全面的阐释。

    在鲍德温看来，我们当前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大转型。第一次经济大转型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推动此轮转型的技术动力是蒸汽机革命以及建基之上的机械革命。第二次经济大转型则是缘于1970年代的“服务业转型”，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产业重心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去工业化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而智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不过这还不是全部，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正在进入第三次经济大转型，即“全球化机器人”（Globotics Transformation）转型，主要是指服务业内部传统智力劳动者被“数字移民（Telemigrants）”和“白领机器人（White-Collar Robots）”取代的转型过程。

    在鲍德温的分析框架中，其关注的两个关键现象是“全球化”与“自动化”，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其形成了对于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定义。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传统服务业存在两方面限制：由于地理疆界或工作性质等原因而被局限于本地并因此难以被全球化；由于依赖人类的某些特殊技能而难以被工业机器自动化。但这两方面限制却在当前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实现了突破。一方面，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借助电信技术而在国外提供相应服务的劳动者同样能够参与本地服务业竞争，“数字移民”成为新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的跨越式进步使得代替人类成为可能，“白领机器人”正在不断扩大其普及范围。

    推动第三次经济转型的主要技术动力正是人工智能技术，其相比于既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主要进步则在于基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能力。当前，计算机不再需要完全遵从于人类所制定的代码程序（这可被视为人类“有意识知识”的积累），而是具备了从大量数据中识别规律或模式的学习能力（这可被视为机器具备了“人类无意识”的思考能力）。事实上，鲍德温没有提到，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早已指出，“人类知道的，远比其可言说的更多”。也正因为此，人工智能对于依赖人类“有意识/可言说”能力的突破，实则标志了机器能力的大幅扩展与提升。

    作为一个关注全球经济的学者，鲍德温自然不会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进步，其更多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在该书中，通过简短回顾前两次转型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鲍德温按照“转型过程的表现、转型引发的动荡、因动荡而可能产生的反抗、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四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展开了其对于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分析。总的说来，鲍德温认为第三次经济转型引发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时间的错配和不公平竞争的凸显。

    时间的错配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以指数级快速增长，而应对相应挑战的政策或法律却远远落后于前者的演变速度。第三次经济转型的主要冲击对象是服务业，其产出的是边际成本为零的知识而非货物，而知识的重新组合又将更为快速地催生更为丰富的创新。伴随此过程的，是“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同步发生与相互影响，而这是前两次经济转型都不曾有过的新现象。另一方面，不公平竞争既指不同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或许更重要的，是指人工智能（或者说“白领机器人”）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鲍德温在书中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劳动者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白领机器人”的出现则甚至将服务业成本拉低至零。

    上述两方面挑战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便是来自服务业的整体性反抗，而这又尤其体现在已经完成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发达国家内部。在鲍德温看来，正是由于第三次经济转型，发达国家内部才积累了大量不满情绪，而这些不满将很容易被包装为民粹主义等多种思潮，并最终指向推动转型的原动力：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背后的大型公司巨头。也正因为此，自2016年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尤其是在美国）针对互联网公司的批评，而鲍德温甚至认为这是导致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这两大标志性事件的深刻社会原因。